改革开放40 余年，我国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快速提升，但乡村的生活垃圾问题随着乡村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等改变也变得愈来愈严重。2015 年，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十个部门出台《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全面推进农村垃圾治理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 到2020 年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全国90% 以上村庄的生活垃圾要得到有效地治理。但在全国约近59 万个行政村中，能有效治理生活垃圾的村庄数量并不多。在我国一些乡村，现有垃圾治理模式、资金使用方式不太符合实情，亟须做出调整。

一、乡村垃圾治理面临的严峻挑战

20 世纪90 年，学者郑易生等估算了1993 年环境污染对农村地区带来的生产和生活损失，约为700 亿元（1993 年价），占当年污染损失总量的65.1%。21 世纪后，学者刘永德等以太湖流域的一个行政村为研究对象，发现太湖流域农村生活垃圾的人均产生量已达周边城市的1/3 左右。2008 年学者左停等调查认为，农村生活垃圾污染在农村所有污染中排在第一位。2014 年，学者岳波等统计得出，我国农村生活垃圾人均产生量为0.76 千克/ 天，且存在地区差异，南方低于北方，中部高于东部和西部。2017 年，环境专家席北斗等提出，农村垃圾主要有三个类型: 生产垃圾，生活垃圾，周边城镇转移的垃圾，结果导致“农村的生活垃圾产生量越来越多”。

目前我国农村环境污染仍在加剧，调查显示，当前农村每天每人生活垃圾产生量约为0.86 千克，仍处于一个上升的阶段，按照当前的农村地区人数计算（截至2018 年末，乡村常住人口为5.64亿），农村地区每年的生活垃圾产生量约1.77 亿吨。

我国各地都采取了一定的举措，形成了浙江“千万工程”等成功经验，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经济、行政治理手段缺乏弹性。目前，我国推进乡村垃圾治理主要采取资金补贴、行政考核等手段从上到下分级推行。上级通过资金项目资助、财政转移支付给予扶持，并通过考核对下级执行实行监督；下级政府在执行过程中也首先把经济、行政手段放在首位，通过经济利益、行政责任推进基层垃圾治理工作。在乡村垃圾治理过程中，从上到下缺乏对乡村文化、乡村情感的重视，未能形成持续性的自主治理机制。

二是治理方法简单粗放。分类减量和资源化利用还没有普遍推行，相关垃圾处理设施设备严重不足，处理方法比较简陋，主要采用的露天焚烧、填埋等处理过程存在二次污染。垃圾治理偏向于集中式处理，部分地区乡村垃圾终端进入城市垃圾处理体系。

三是群众基础没有广泛建立。宣传教育不够深入，群众公共环境意识和责任意识淡漠，参与垃圾治理的积极性不高，许多地方是“政府干、农民看”。

二、乡村垃圾治理失灵原因分析

一是治理模式偏离乡村空间布局事实。依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建立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集、转运和处置体系的指导意见》，乡村垃圾的处理模式仍然主要是“村收集、乡转运、县处理”。这种模式对于空间位置相离较近的村庄来说较为适宜。但我国大部分村庄，尤其是西部地区，乡村普遍是分散型的，加之乡村本身具有一定的垃圾消纳空间，很多乡村的垃圾其实不需要出村处理。集中处理往往会造成更大的浪费。

二是以政府为治理主体，偏离乡村组织群体形态。目前乡村垃圾治理以政府为主导，群众参与性较低，治理效能不高。同时，由于是政府推动型治理，往往是行政命令式和资金强推式，缺乏乡村文化、情感治理手段的应用，对群众的主动意识调动有限，治理水土不服，乡村熟人社会的监督效果没有形成。

三是治理理念仍局限于就垃圾治理垃圾。乡村垃圾的治理思路单一，仍是用工业文明的思维来治理乡村垃圾，没有按照乡村社会生产、生活、文化融为一体来推行，缺乏系统性治理理念。治理理念仍是把乡村垃圾当作垃圾，而不是当作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无论是乡村垃圾的流转过程还是乡村垃圾的终端处理模式，在某种意义上仍是生态循环中断式的治理。

三、提升乡村垃圾治理能力的对策建议

改进当前乡村垃圾处理的弊端，关键是改变工业化治理的思维，用生态文明的思维来看待和解决问题。工业式、西医式的垃圾处理模式，采用的是消灭垃圾的思路。这种思路的效果是短期最优、局部最佳，但缺乏一种系统性、长期性的概念，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是用更加浪费、更加耗能的方式来进行的治理。要从根本上解决垃圾问题，需要用系统式、中医式的指导思路，用“五位一体”的系统性思维来推进。要认识到垃圾不只是终端处理的问题，更是源头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问题。

一是治理理念要坚持生态文明理念，改单一治理为系统治理。一方面要把乡村垃圾治理同乡村农业生产相结合。乡村有机垃圾大部分可以通过堆肥、制造酵素等进行二次转化，这部分与有机农业相结合，既可以减少垃圾，又可以提升农产品品质，提升农民收入。另一方面，要和农民生活相结合，要提倡净塑，减少不可降解污染。

二是治理模式要以分散式治理代替集中式治理，倡导垃圾就地消纳。工业化思维强调“大”而“全”。当前垃圾处理的模式是都是集中处理，垃圾发电是统一上网，然后再分散供给，垃圾填埋更是如此。建议把集中式处理改为分散处理，把大规模改为小规模。对于农村分布较为分散的地区，应提倡在地化施行垃圾收集、在地化垃圾处理、在地化资源再利用。种“小”“散”的垃圾处理模式，一方面可以减少运输成本，减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另一方面也可以促进分散化的社区进行垃圾分类，让垃圾分类工作好溯源、好追踪。

三是治理主体要以村民自治替代政府治理，提升垃圾治理的可持续性。目前乡村垃圾治理的一个困境就是，政府花大力气建设施、做宣传，但撬动不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民普遍存在看客心理。政府治理为主体所采用的经济、行政等治理方式，适合的是生人社会的城市治理。要构建适合乡村的治理机制，充分发挥村民自治作用。

（何建莹，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宁波市经济信息研究中心经济师。原标题《用生态文明思维提升乡村垃圾治理水平对策研究》，内容本刊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