汹涌而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倒逼我们必须深刻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常有人说，人类要拯救自然，拯救地球。其实，自然和地球的创伤，都是人类造成的。需要拯救的，不是自然，不是地球，而恰恰是人类自己。
人类生存于天地之间，必须依赖自然，依赖的具体方式，是利用自然。自然对于人类，是很慷慨的。而相对于自然的慷慨，人类其实没那么单纯，没那么高尚。人类保护自然，根本目的是更好地、更长久地利用自然。在这个前提下讨论人与自然的关系，最终的落脚点，一定是怎么样利用自然。
怎么样利用自然呢？核心就是一个字，度。
度，是中华传统生态文化的精华。对自然，一定要取之有度。度，就是分寸、节制、平衡、和谐。这是政治智慧、生活智慧，也是生态智慧。把握了这个度，就有了回旋的空间，就可以进退自如，也才可能长久持续。
纵观生态环境史，主线也是这个度。其中的成与败、得与失、进与退，都与度字有关。度，演进成现代学术语言，则表达为重视自然承载力，追求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等等。
庚子之春的新冠肺炎大灾，肯定与野生动物有关。宿主以及中间宿主到底是蝙蝠，穿山甲，还是其他什么，都不影响基本判断。再往前说，2003年的非典，被证明与果子狸有关。蝙蝠、穿山甲、果子狸等等，并没有招惹人类，是人类吃人家，吃出了灾祸，完全是咎由自取。
冠状病毒，对蝙蝠等野生动物并无危害，但对人类危害巨大。甚至可以说，冠状病毒的存在，就是为了调节这些野生动物与其他动物的关系，当然包括与人类的关系。这是某些动物自卫的武器，也是生态系统设计好的一道边界红线，触碰了，必遭报应。所谓食物链，不仅体现为谁能吃谁，还体现为谁绝对不能吃谁。
这就是度，自然万物，都必须遵守。在自然法则面前，谁也没有特权。
所谓度，就是分寸
中国人做人、做事，特别讲究分寸。恰到好处、恰如其分、不走极端、留有余地等等，是行为方式，更是思维方式，是人生哲学。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特别强调中庸、中庸之道，落实到社会实践，包括对自然的基本态度，主要体现为度。跟自然相处，不能走极端，不能自以为了不起。你看，历史上那么多世外高人，行走天下，可以笑傲江湖，但不可以笑傲江河。孔子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朱熹说，中庸，就是无过无不及。
把握分寸，并非不讲原则，而恰恰是一种坚持原则的科学态度。做人讲分寸，关系才能融洽；做事讲分寸，结果才能顺达；利用自然讲分寸，才能实现永续利用。
分寸的反面，是极端。做人走极端，人生是悲剧；做事走极端，结果也是悲剧。对自然采取极端态度，最终必定遭受报复。《吕氏春秋》说得很形象，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
英国当代学者伊懋可在研究中国环境史的时候指出，环境史的主题是人与生物、化学和地质等系统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这些系统以复杂的方式既支撑着人们又威胁着人们。具体来说，则有气候、岩石、土壤、水、植物、动物以及万物之基的微生物。所有这些都以种种方式互为不可或缺的朋友，有时候也互为致命的敌人。
人类利用自然，最重要的原则是把握分寸。人对自然友好，两者就是朋友，起码相安无事。反之，就可能成为敌人。人对自然的态度有多极端，自然的报复就有多严酷。
古人把利用自然的分寸感具体化，使其可视、可操作。儒家强调天人合一，道家主张道法自然，佛家倡导的，则是众生平等。这都是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基本要义。当然，古人所说的天、自然、众生，比我们的一般理解要宏大得多，哲学得多。我们要很好地研究和继承。孔子说，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就是不要用大网捕鱼，不要打夜宿之鸟。荀子则说，草木开花生长的时候，不能砍伐树木，尤其不能砍伐幼苗。大鳖、扬子鳄、鱼、鳖、泥鳅、鳝鱼等等水生动物怀孕产卵的时候，不能撒网捕捞，不能捕杀幼鱼、幼鳖，更不能往水里投毒。孔子和荀子都是哲学家、思想家，是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高度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而古人的生态思想，既博大精深，又不尚空谈，非常务实，接地气。
古人还把利用自然的分寸制度化、法律化，使其成为刚性约束。早在秦朝，就有了《田律》。有专家感叹说，这部生态环境大法的很多理念，一直影响到现在。有些关于禁止的规定，今天仍有意义。比方说，在草木发芽生长的春天，不准进山伐木；再比方说，严格禁止捕捉幼虫、幼鸟，更不准破坏鸟巢，不准掏鸟蛋；等等。《田律》不仅有禁止性规定，而且有严厉罚则。西汉时期，春天禁罚、禁捕的法律条文，像今天的标语一样，写在大街小巷的墙上。宋太祖刚刚坐了江山，就发布诏令，春季禁捕期间，所有捕鱼捕鸟工具都不准带出城去。几乎所有朝代，都设有管理和保护自然生态的官员，官职一般称为虞和衡。先秦甚至细化为山虞、泽虞、林衡、川衡，分别负责制定保护山林河湖资源的政令及其执法。唐宋明清的虞衡，还负责砍伐树木和猎捕野生动物等事项的严格审批。
古人又把这种分寸伦理化，形象化，使其入情入理。保护自然，保护野生动物，没有法律万万不能，但法律也不是万能的。还需要道德约束，需要行为引导和社会风尚的陶冶。白居易的那首诗，写得真切感人，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盼母归。长辈经常教育孩子，不能拆鸟窝，不能掏鸟蛋，否则就要遭报应。网上有人调侃说，为什么东北人不像广东人、湖北人那么喜欢吃和敢吃野生动物？因为东北的野生动物要么太大，太猛，打不着；而那些小的，又都是仙，不能打，不能吃。狐狸是狐仙、黄鼠狼是黄仙，蛇是蛇仙。去掉这类传说的迷信色彩，我们可以充分看到一代又一代民间教化的力量。
把握分寸，实质是把握规律。自然的运动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人类的开发活动，要遵循自然规律，生态修复，也要遵循自然规律，不应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自然。
有一个推算非常有趣，说是如果把地球45亿年的历史压缩成24小时，人类出现的时间，仅仅1秒钟。没有人类，大自然照样很好；而没有自然，人类就无家可归。作为后来者，人类依赖自然而生、而长、而发展。在自然面前，人类是小学生。人类科学技术的那些惊喜，只相当于解开了几道加减乘除四则运算题。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把自然提到了形而上的高度，道，就是自然法则。在道家看来，最经典的选择，是顺其自然，最理想的结果，是自然而然。老子强调，自然法则不可违逆，不可抗拒。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自然规律是最恰当的度，度的最高境界，是与自然规律同频共振。
所谓度，就是节制
取之有度，源于用之有节。人类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只能限制在生态环境承载能力的范围内。人的物质欲望，必须有节制，必须接受自然法则的约束，不能贪婪，不能放纵。
古人倡导勤劳节俭的那些治家格言，就包含了节约资源的朴素自然观。正所谓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
贪婪和放纵，不仅包括物欲，也包括口腹之欲。饿着的时候想吃饱，饱了之后想尝鲜。饱，相对好解决。尝鲜，可就没有止境了。如果不加节制，可能什么都想吃，都敢吃。老鼠、蛇、猴子、蝙蝠、穿山甲、果子狸、癞蛤蟆……这些动物很好吃吗？未必。吃野生动物，与其说是为尝鲜，不如说是为了显摆身份，为了显示暴力，已经近乎病态。
做到有节制、能自律，首先需要摆正自己的位置。人类是自然界演化的结果，归根结底是自然和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在利用自然的过程中，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要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类对自然界，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不能只讲利用，不讲修复；不能只讲发展，不讲保护。
西方工业文明把人类带出农耕文明，这个历史贡献，却带着与生俱来的致命伤，即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是自然万物的主宰，大自然的慷慨是理所应当和取之不尽的，自然界就应该不断满足人类的无限欲望。
但是，地球的有限资源，既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的无限扩张，也不能满足缺失节制的按需分配。西方工业文明300年，创造了之前数千年传统社会总和的社会财富，同时也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全球生态危机。这个败笔的成因，主要是人与自然关系错位，人的贪欲失去节制，从而以掠夺的方式消耗自然资源，并且排放大量自然界难以消纳的废弃物，打破了生态系统的自然循环和自我平衡。
老子说，祸莫大于无敌。没有约束，是最大的祸患。在我们国家，也曾经有过因为放纵物欲而遭受大自然报复的教训。远久的历史上有，不远的过去也有。
白居易在《策林》中说，天育物有时，地生财有限，而人之欲无极。节制物质欲望，是人类的永恒话题。
从个体来说，应该享受有度，消费有度，应该抵制铺张浪费，抵制过度消费和奢侈消费。即使再有钱，也不能为所欲为。因为钱是个人的，资源却属于更多人。节约，节俭，不止是习惯，更是品德。一个人，如果懂得适可而止，善于节制物欲，起码具备了向善、向美和成就大事的基本素质。不能节制物欲，便无以修身，无以齐家，无以治国平天下。
由个体扩展到一个地区、一个国家，由消费行为扩到到经济发展，同样离不开必要的节制。经济发展必须考虑资源和环境的承载力，尽可能地节约，高效，循环。当资源环境难以承受的时候，就应该节制发展冲动，选择科学的、可持续的开发强度和速度。社会发展需要DGP,但不要带血的GDP,不要带毒的GDP,不要带水的GDP，不要没有未来的GDP。
节制的反义词是放纵，放纵的近义词叫作荒唐和野蛮。肆无忌惮地围海填湖是放纵，不顾及生态影响地拦截江河是放纵，在生态屏障和生态敏感区域大规模开发是放纵，超出环境容量排放污染物是放纵，削山造城是放纵，大量毁田毁林开发房地产是放纵，河道硬化是放纵，过量使用农药化肥是放纵。一切明知故犯违背自然规律的行为，一切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的行为，都属于放纵。
放纵了就要承担后果，不论这种放纵是因为失控，还是源于善意，抑或出于某种无奈。
所谓度，就是权衡
事物的度，并不像标尺一样有明确刻度。从不同角度考量，得出的结论往往也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找到恰当的度，经常需要权衡。
由于自然资源有限，争夺就成为常态。不仅国与国之间要争，人与人之间，群体之间，区域之间，也争。甚至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也争。
从小处说，两兄弟为争田里的一条垄可能反目成仇，两个村子为争河里一点水可能闹得不可开交。往大了说，国际战争，几乎都是为了领土和自然资源。比方说争夺戈兰高地之争，争的就是水源。戈兰高地面积没有多大，南北长不过71公里，中部最宽处只有40多公里，但以色列和叙利亚一直在争夺。因为这片狭长地带，具有丰富的水资源。对于叙利亚和以色列这样严重缺水的地区，水资源相当于生命线。
人与自然的关系，实质是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利益问题最纠结。处理利益关系，关键在于平衡，在于来自更高层面的权衡。
资源应该平衡分配，公平使用。平衡和公平的那个点，就是恰当的度。上游保护了水源，下游就应该补偿。生态屏障地区牺牲了发展机会，国家就应该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给予补偿。
权衡利益，不仅要照顾到利益的直接相关方，还要充分考虑宏观利益，全局利益，未来利益。生态环境问题，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不能因小失大、顾此失彼、寅吃卯粮、急功近利。
我们不妨举一个古人的案例。苏东坡治理西湖，不仅清淤，清葑草，而且清理了西湖周边的大量水稻田，恢复为湿地，谓之废田还湖。农耕时代，种粮是天字号产业，废了大片高产稻田，粮食产量、农民收入、财政都减少了。但是，如果不恢复湿地，西湖就将萎缩，水质就将恶化，损失更大，代价更高。杭州知州苏东坡的这一次权衡，堪称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关系的经典案例。
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权衡意味着有进有退，双赢往往呈现为平局。即使不能双赢，起码不能两伤。如果人与自然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各方面利益都得了到照顾，那一定是着找到了平衡点，把握了恰当的度。
权衡，需要考虑的因素非常复杂。比方说，1972年的联合国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之后，我们就已经作出了基本判断，中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不比西方发达国家轻，中国的生态破坏远比西方国家严重。国务院1973年就召开了环境保护会议，并且通过两项非常重要的文件，《关于加强环境监测工作的意见》《自然保护区暂行条例》。但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不可能把保护生态环境列入国家大政方针。那时候最响亮的口号，是改造山河，人定胜天。而1979年修订的宪法，就写进了环境保护的内容，即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但是，当时主要是加快发展，还来不及充分考虑生态环境问题。以至于后来一些地方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经济增长。我们知道不应该走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却在一定程度上重复了那条的老路。
进入生态文明新时代，我们站在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正确处理保护与发展的关系，作出了科学权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绿水青山不是不要金山银山，金山银山买不来绿水青山；两者之间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时，我们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
自然界为我们提供了须臾不可缺少的空气、水、食物以及繁衍生息的绿色家园。大自然如此慷慨，我们应该回应以敬、以度、以分寸和节制。中华传统生态文化，具有无与伦比的强大生命力。人类四大古文明，其他三个都伴随着战争以及生态灾难中断了。唯有中华文明，如火传薪，延绵不绝。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一次次地化险为夷，始终以国家形态保持着旺盛活力，正是因为我们的国在，山河在。中华民族以感恩与敬畏之心对待自然，以巨大的生态智慧探索自然，对自然取之有度，及而不过，从而使青山常在，绿水长流。
自然生生不息，民族生生不息。
（杨明森，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监事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