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波：经济增长与生态文明建设面临的制度转型问题
发表时间：2014-11-19
来源：农村论坛
作者：陈剑波
今天的论坛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机会。很不好意思，我是研究经济问题的，学习经济学的，其实我对生态问题不是个专家，研究的也非常少，那么所以演讲起了这么一个可能大家觉得有一点奇怪的题目，也反映了我对生态文明建设这个问题的一点思考吧，从经济发展和增长的角度来观察生态文明建设究竟面临哪些问题。实际上我觉得不论是前面我们遭遇到的生态、资源、环境各个方面的这些严峻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和我们的增长方式和增长模式相关的，未来我们要搞好生态文明的建设，也会涉及到我们未来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和改变。所以这中间究竟有哪些制度问题，这是我考虑的一个角度，所以提出来这么一个题目，可以一起来讨论。有时候我的儿子经常看到有一些采矿以后的塌陷区的图片就非常深切的告诉我，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资本家，能够不顾生态环境，挖煤挖得塌陷了；也有一些学者说你们的政策是有问题的，你看这个环境的问题那么严重，特别是我们在北京的同志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雾霾的问题没有办法；华北农民告诉我说一斤小麦一吨水，有的井已经打到了一千多米。有国外的学者大家可能关注经济问题的知道，90年代初有一位美国的学者，他就写了一篇文章叫《以后谁来养活中国》，说中国的水资源会出现严重的短缺，水资源的严重短缺会导致我们粮食的产量大幅度的下降，中国会出现严重的食物的短缺，那么把全世界现在可贸易的粮食都给中国，也养不活我们13亿人口。这样一些很多的观察都是从各自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所以我也在思考生态建设问题，不同观察有不同的角度，但归结起来实际上和我们这个30年的这个高速的这个经济增长是有关系的，和我们这个高速的增长有关系，那么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到今天，我们的经济又开始掉头往下，又变成另外的一个争论非常激烈的这么一个话题，我列了一些数据，我不具体去讲了，实际上也就是这个月吧MF有了一个计算说我们GDP的规模可能今年就可以超过美国。确实30年的改革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老百姓也获得了很大的利益。但是也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和问题，那么这样一些困难和问题使得我们已经很难再继续维持9到10的这样一个经济的高速增长的势头，所以现在领导同志在讲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换档期，就如一个高速飞奔的一列火车也好，一辆汽车也好，飞奔了30年，可能要换一下挡了，要维护维护，要解决一些累积下来的这样一些问题。
那么现在的争议有两个极端，一种极端是像一些同行还有资本市场的一些人士所担心的中国经济就此掉头向下，日本的学者们也仿佛在给我们讲，要吸取日本的经验，要防止出现日本20年零增长这样一个状况。这样的两种极端的认识体现在一些政策研究人员的讨论当中，也出现了两个倾向的考虑。一种倾向就是说不能让经济跌下去，跌下去就会受影响，就跟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的时候一样。还有一种思路认为现在的增长还是在合理区间，就像李克强总理反复在讲的我们的就业，我们的居民的收入，这个收入都还是不错，总体经济增长的速度也还是在预计的合理空间之内，所以我们不能去大的刺激经济的增长。表面看来这两种对政策建议的意见是对增长速度快慢的一个纷争，但实际上一个根本的问题在于是延续过去的经济增长的方式，还是说要借助这个经济的换档期，让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率也所改善。我想这是有一个大的区别，至少到目前来看中央政府还是调控的政策还是有重点的选择性的对一些薄弱的环境关键的领域给予了扶持，而没有采取大规模的、按照原来以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来做。我想这样的一种政策趋向，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对增长目前的思想观念上认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那么这就是说我们过去一直在讲我们是一个战略机遇期，战略机遇期里面我们就应该加快发展，谁失去了这个机会谁要对历史负责任，我们就要不惜一切代价，那么按发展经济学的讲法，就是说从发展中国家起飞，那么就一定会有一个赶超的阶段，那我们一定要比人家快，而且尽我们最大努力去做。但是现在看来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不仅是我们社会生活、经济体制积累了很多的需要迫切的难题和问题，同时我们的资源、环境、生态已经不可持续，就是支撑我们那种能搞多快搞多快的一种发展模式。我是看到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说还要这样去做，说做不到也受不了了，而且也没有必要，我觉得这个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判断。还有一个就是说对经济增长的这个目的，我们究竟增长以后要干嘛，是不是整个国家的总财富够大那就行。我记得我参加2011年十八大之前的城镇化调研的一个课题，我到了一个中等地级城市调研，累计的GDP到了187个亿，但是政府收得税五年时间累计只有8个亿，那么这个工业用地的土地的这个出让，我看了一下，福建过来的一家做鞋的企业周边的商业房地产的价格是一两万，这中间是资本家，就是外面企业已经拿了一个好处了，再有一个就是它的所得税减免，我看完工业区还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但是第二天我嗓子出了一点问题，一早去医院看嗓子，后来医院院长知道我去了就和我聊一聊，我从诊室到院长办公室的走道全部是病人，然后我就说怎么会紧张到这个样子，院长说已经申请了好多年了，没有钱来盖新的诊疗的楼，他说我地皮都已经选好了，我今年终于想办法把钱凑够开工了。这就是充公基础设施不够，他告诉我学校也是这样，学校八九十个孩子在一个教室，上厕所都来不及，做操的时候也没有足够大的地方。我就想表面看来增长的数据非常漂亮，但是我们这个GDP的数据拿来是干嘛的，所以我想现在我们这个政策趋向不再依靠大规模的投入，大量的消耗资源去促进增长，这样的模式已经反映了我们对GDP增长的这个认识上发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东西。所以在我们现在的政策取向上，已经充分反映出来要去解决我们在资源生态、资源利用、生态保护和环境这些方面的重视。
第二个大问题就是说我个人的认识，实际上生态文明建设，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所以它需要我们去取得增长的再平衡，要取得增长的再平衡就是要让增长的速度既不能跌得太低，或者像拉美的国家曾经出现过的情况出现增长的停滞或者是中断，比如说拉美从人均5000跌到3000，日本已经有二三十年的时间零增长。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延续原来的模式，所以需要在资源约束、环境污染、生态系统的这个保护，这些方面要去再平衡。这包括我们要对整个的经济增长重新规划，要对制度进行改革，因为实际上为什么经济增长会不顾资源的约束，不顾环境的条件，拉着列车往前狂奔，那么一定是阶级增长的动力机制有问题的，要改这个动力机制就需要我们在各个方面的制度要做调整，要改革。让这个动力机制回复到正常的状态，所以总书记讲新常态也涉及到重大战略逐步的调整，也实际上暗含了我们要去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这个繁重的任务。
第三个我想说的是我们生态文明的建设究竟涉及到哪些比较大的制度性的难题，要完成生态文明建设的任务，实际上是经济体制的改革和经济结构的转型，这两个方面都会成为它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没有它这两个方面的转换成功，我们生态文明的建设也会面临很多的困难。我想未来要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有几个方面的问题要给予高度的重视。一个是城镇化进程中制度转型的问题，实际上资源和环境的压力跟人的集中程度是有关系的，人往哪里去，待在哪里，怎么流动，这个是和我们的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是有关系的。我看到一个材料说的大概是90年代中后期吧，北京市的规划是2020年到两千万的人口，但是实际上到本世纪初期就已经超过两千万了，所以有的时候它这里头的问题不是一个光靠规划就能够解决问题，这里头有城镇化的很多的体制的问题、制度的问题，就是人要往哪去。那么接下来涉及到第二个问题就是整个资源配置格局和资源配置制度的问题，就是你的资源配置往哪里去就决定了这个人口往哪里去分布，你投资越多一定是就业机会越多，人一定往你那里来。北京市有很多人大代表提出来要把北京的低素质的人口尽可能的减少，我们也听不懂，反正我不知道我们算不算低素质的人口，说是这个外地人，我们就是外地人，还有打扫卫生的，还有餐馆的人清出去，我们吃什么，垃圾怎么办，所以靠规划不行，还是要靠资源配置的体制要改。我记得在本世纪初期的时候，我看到过一个材料，还是我们大概新增贷款的50%左右是在省级城市，那么你的钱投资增加越多来的人越多，你城镇化的门槛就越不容易打开。所以那么集中得多，你的这个资源环境的压力就越多，你需要提供公共服务的这个投入也越多，所以不调资源配置的格局，这个是很困难。还有一个这个城镇化的布局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也和资源配置的格局是相关的，就是省会的副部级城市，还有市级的城市、县级的城市，大家都清楚这是行政的管理的体制，也是我们资源配置的一套完整的体系，这个层级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们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县支行的贷款的审批权限和我们在省会的这个营业部的权限是不同的，所以这个我们中小城市的布局和他们基础设施的建设，还有资源配置的条件也是需要做改善。那么这样才会使得人口更加均衡的发布，也是我们在一部分地区环境和资源的压力不会那么大。
第三个问题实际上没有写到，就是科研科技的创新问题。这里头实际上也有体制的问题，最近吵得比较大，我们年轻的院士个人出问题有道德问题，有各方面的问题，其实也有我们管理的问题，就是研发的、推广的各个方面科研的体制问题，对于我们技术的创新也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为什么要讲创新呢？创新实际上一方面是环保的要求，另外一个方面是我们要更加节约集约的利用资源的要求。所以我觉得这个未来我们又要防止经济的急速的下滑，同时还要完成全面深化改革的任务，另外还要保证我们生态文明建设的这个目标的实现，所以这三个方面都是非常繁重的任务，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去做的。谢谢！
（作者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巡视员）
（作者为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巡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