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体系是对问题意识蕴涵的核心理念、价值取向、政治立场和内在逻辑的共识表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体系则是面对资源环境生态问题、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永续发展的共识表达。作为一种实践指向的理论建构及理论支撑的实践言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体系具有特定的现实逻辑与价值目标、概念范畴与核心理念、政治意蕴与战略选择。因而，我们可以从理论话语、制度话语、战略话语三个层面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的构成作一个总体性理解。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的理论层面

在话语体系构成中，理论话语是内核。“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无论是作为一个理论范畴还是作为一个政治选择都是一种当代“中国话语”。这意味着在理论来源和构成上的包容开放。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话语的“本”，其中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之本然共生的形上阐释、实然异化的现实批判、应然和谐的未来发展等思想，依然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现实生成逻辑和实践价值导向。而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创新发展，特别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危机的制度性根源、关于解决生态危机的社会变革路径等理论，以及欧美等国家绿色左翼的生态思想等，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话语的同道中人。人在本质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追求两大关系中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追求两大关系主体间的公平正义，使得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进一步凸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和实践旨趣，也因此而成为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中国话语”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始终生长在华夏文明的土壤中，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不会失传，其中的生态文化基因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话语的“源”，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中国大地萌芽、成长、繁盛的源头活水。这里有必要澄清一个问题。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思想，现在不是如有些观点所说的“过度解读”了，而是了解、研究得还远远不够。无论是“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形上哲思，还是“民胞物与”“物我一体”的人生境界，抑或是“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的行为规范，甚或是“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夏三月，川泽不施网罟”的法律规定，何止是生态智慧（很多人使用此概念意指中国传统生态思想的零星零散），而是生生不息的生态文化长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不竭源泉。

资源环境生态危机是“中国问题”，更是“全球问题”，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体系不能不是世界性话语。在坚守本源的前提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还需要以包容开放的态度兼收并蓄西方生态哲学、环境伦理、环境政治、生态现代化等理论之“流”，求同存异，寻找共识。既然资源环境生态危机是全球性的，就必须全球共同面对、共同解决，因此需要共同话语表达共同诉求，承担共同责任，实现共同利益。不可否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者对西方生态思想的大量译介、研究，有力有效地推动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形成，许多来自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比如“自然价值”）也因此成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更为重要的是，在固本溯源、吸收借鉴过程中，形成了具有开放包容性和共识对话性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这是话语体系必备的话语能力。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的制度层面

作为理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一种致力于社会变革和社会发展的理论，具有强烈的实践指向性和制度建构性。制度话语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体系不可或缺的部分，能够更明确而有效地体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政治选择的核心内容和价值目标。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了构建由八项制度构成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这八项制度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的具体制度话语，其核心是用制度来相对稳定、刚性地引导、规范和约束各类资源利用、环境治理、生态保护的行为，全面推动绿色发展，确保生态惠民利民。

这些制度话语可以概括为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国土空间规划和开发保护制度，如空间规划体系、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主体功能区划、国家公园体制等。这是整体系统、层次分明、结构优化、协调有序的国土空间管理制度，旨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的开发、利用和保护，体现了国家对国土空间的统一管理。第二，自然资源管理、使用、保护制度，包括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资源总量管理和全面节约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等。对自然资源资产的公共所有、共同管理、公正分配、全民分享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话语的主旋律，在此基础上对资源实行总量管理、有偿使用和全面节约，以期协调发展、保护、收益之间的关系，寻求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第三，环境治理制度，包括环境治理体系、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市场体系。强调多方参与、监管统一、权责一致、执法严明和市场作用，重在提高污染防治能力、社会参与度和市场成熟度。第四，生态文明绩效考评和追究制度。以资源消耗、环境损害和生态效益为核心制定科学合理的考评体系和追责制度，重在考评的全面性和追责的终身性。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的战略层面

战略是全局性的规划，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的战略层面主要是指对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在国家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推进等所作出的规定。基于这一理解，我们可以从战略地位、战略路径和战略目标三个方面来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战略话语。

一是战略地位。生态文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同时，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生态文明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小康全面不全面，生态环境质量是关键”，优美生态环境和安全健康食品在人民生活幸福指数中的地位愈益凸显。

二是战略路径。这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态战略路径。鉴往论今，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不仅要发展经济，还要保护环境；不仅要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也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不仅要满足当代人的需要，还要实现中华民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永续发展。为此，需要加快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因地制宜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使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共生共存。

三是战略目标。在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战略目标中，包含着明确的生态目标：到2020年，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

马克思说，历史只提出它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资本逻辑主导下的几百年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固然创造了难以计数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但贫富分化和生态危机也客观地摆在了人类面前。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是对这一时代课题的历史回应。回应需要“言说”——具有合理性与现实性的言说，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合理性，在于对生态危机和分配不公的价值批判，其现实性在于对生态危机和分配不公的历史扬弃和超越。言说需要“话语”，历史的、时代的言说需要既高瞻远瞩又脚踏实地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话语体系”。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正是来自历史赋义与时代需要。

如前所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由理论、制度、战略三个层面的话语言说构成，具有鲜明的理论特质和实践品格。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实践指向就是要现实地回应时代课题、承担历史任务，这首先需要在思想上、理论上把握我们的时代，再经由制度、战略而落实于实践，由概念范畴、六大理念、八项制度以及各种战略、政策、条例、规定等构成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体系，是对时代课题的理论把握和对历史任务的实践承当。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的构成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文化自觉。

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历史发展维度上，还体现在横向对话维度上。对于全球性生态危机和贫富分化的应对，对于生态正义和社会正义的践行，不是只有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一种话语言说，面对共同问题，不同话语体系之间展开对话的前提是各自话语体系的存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为了更好地对话和言说，必须首先构建既具有现实合理性又具有开放包容性的话语体系，在理论上科学把握时代课题，在实践中适时推进问题解决。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体系也因此既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性质，包括自然资源资产的公有性质、生态惠民等；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包括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美丽中国等；还具有开放包容的世界性，包括自然价值、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等。

（来源：《中国生态文明》杂志；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教授，海南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历史观维度研究”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