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我国学术界提出了从学理上深入概括与阐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的更高要求，而这也是2015年6月组建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小组”（CRGSE）的中心工作。为此，2018年10月25~28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海南省生态文明研究中心、德国罗莎·卢森堡基金会北京代表处在海口市共同主办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全球视野与国际语境”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小组2018年学术年会。与会代表就“社会生态转型理论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超越发展理论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哲学基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话语体系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制度构架及其过渡”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研讨与交流。

在“社会生态转型理论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超越发展理论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两个专题中，奥地利自然资源与生命科学大学克里斯托弗·戈尔格（Christoph Görg）教授主要从社会生态学的角度考察了人类社会绿色转型的生物物理基础，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加速”直接导致了目前包括全球气候变化在内的严峻生态环境挑战，也构成了我们思考人类社会全面转型的基础与方向；奥地利维也纳大学乌尔里希·布兰德（Ulrich Brand）教授着重分析了社会生态转型的超越绿色资本主义本质特征，并强调同时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帝国式生活方式”是实施全球性社会生态转型的根本性障碍；厄瓜多尔玻利瓦尔安第斯大学米利亚姆·兰（Miriam Lang）教授着重阐述了社会生态转型过程中拉美国家所面临的独特经济社会环境，认为“超越发展”并回归“好生活”追求才应是社会生态转型的价值理念基础，而北京大学郇庆治教授则总结指出，社会生态转型理论和超越发展理论尽管依然有着自身的缺憾和不确定性，但对于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却同时具有基础概念阐释与方法论层面上的启迪价值，因为“五位一体”意义上的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其实也是一种全面的、立体的社会转型。

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哲学基础”“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体系构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制度构架及其过渡”等三个专题中，北京大学郇庆治教授认为，与欧美国家绿色左翼学者倡导的“社会生态转型”非常不同的是，我国的生态文明及其建设话语是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和文化观念体系基本得以确立的宏观背景和语境下进行的，因而它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身发展中的题中之义，又拥有中国共产党这个强有力的领导力量；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郭剑仁博士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创造社会与自然关系和谐、劳动与新型生产生活方式、个体感觉与需要的自由发展等经典论述出发，阐述了对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未来愿景的哲学基础性理解；海南师范大学杨英姿教授强调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哲学阐释与制度构建的关键并不是对资本本身的彻底摒弃，而是使之从一种价值追求重新回到工具手段的位置上；中央财经大学李强博士以“公司+村集体+农户”的新型经济模式为例，阐述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与政策体系下资本引入可以使经济与环境获得双赢的现实可能性；山东大学李昕蕾博士从“去碳化”学术话语霸权的形成机制入手，分析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的构建如何通过一种智库联盟建设实现突破的进路；生态环境部南京研究所鞠昌华博士从理论逻辑、执政逻辑、现实逻辑的三重逻辑视角分析了我国目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四梁八柱”制度框架的形成过程及其存在着的现实挑战；福建师范大学蔡华杰教授强调指出，具体的制度构建与切实的过渡战略对于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而它们不能简单建立在抽象的价值理念正确和道德批判上，而是应该建立在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上；中共青海省委党校马洪波教授以三江源国家公园实践探索为例，指出社会主义政治取向与地方生态智慧尊重相结合是我国国家公园制度创建的根本基础。

可以看出，尽管我国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实践自党的十七大以来已经取得了诸多突破性进展，但也必须承认，它作为一种学术话语理论体系仍处于一个初创阶段。这其中包括两个基本性问题：一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何以以及如何构成了一种有着明确的理论言说体系和清晰的内在逻辑的环境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二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何以以及如何与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形成了一种内在契合一致的建设性互动。对此，我国生态文明研究学界可以做的工作还有很多，也责无旁贷。

（作者系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