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来到我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参加湾区城市生态文明大鹏策会。本次会议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湾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机遇、新挑战”为主题，探讨湾区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理念、新方向、新路径，非常有意义。我谨代表环境保护部，对大鹏策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借此机会，我想围绕“以改善生态环境为新动力，打造湾区绿色发展新优势”，谈些看法和建议。

湾区在一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是当今国际经济版图的突出亮点。旧金山湾区孕育出美国硅谷，是世界科技创新中心；纽约湾区打造出华尔街，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东京湾区的临港经济带贡献了日本约三分之一的经济总量。从经济地理的角度来看，湾区依湾靠港，具有天然的开放属性，在汇集投资、信息和人才等发展资源方面具有先天优势，更容易形成开放、包容、创新的氛围，产生创新的思想、技术和产品，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续动力。从资源地理的角度来看，湾区是河流、海洋、陆地三大生态系统交汇的区域，是海岸带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海洋、生物、环境资源以及独特的地理景观和生态价值，更有条件依托资源环境禀赋，打造宜居宜业的环境优势，提升城市发展的质量和生活品质。

目前国际上比较成功的湾区，均呈现出社会经济高度发达、生态系统类型多样、城市环境宜居舒适、文化氛围包容开放、教育科技资源集聚的特征，对世界产业升级、高端要素配置和创新发展等发挥着重要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渤海湾、杭州湾、粤港澳湾等区域，依托区位优势，发挥中心城市及城市群带动和辐射作用，成为引领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在世界经济格局中的地位也日益突出。但与东京湾、纽约湾、旧金山湾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生态环境质量，这已成为我国湾区发展的突出短板。根据环保部与中科院联合开展的全国生态环境十年变化调查评估，2000年至2010年，我国滨海自然湿地面积减少14.9%，大陆自然岸线减少8.3%。在海洋环境质量方面，2015年全国入海河流总体为中度污染，陆源污染物排海量大。九个重要海湾中，渤海湾、闽江口、杭州湾、长江口和珠江口等5 个海湾水质属于差或极差。如何更好地破解发展和保护的矛盾、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示范引领作用，是湾区城市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生态文明的讲话、论述、批示达80 多次，多次强调“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要从思想上、观念上、行动上破解发展与保护这对突出矛盾，形成全党、全社会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有效机制。总书记的“两山论”和绿色发展理念，是对我国发展理论的极大丰富，是我们党探索使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大创新，也让我们从发展的视角提升和深化了对生态文明、对环境保护的理解和认识。

一是要始终牢记发展的目的，即“发展为了什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我们一切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当前，我国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问题十分严峻，人民群众对清新空气、干净饮水、安全食品、优美环境的要求越来越强烈，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对人民群众健康的影响已经成为重大的民生问题。坚持绿色发展，扭转环境恶化，提高环境质量，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体现了我们党对人民福祉、民族未来的责任担当。

二是要深刻理解发展的方式，即“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以什么方式发展的问题。过去，一些地方和部门一味追求经济增长，以无节制的资源消耗、环境破坏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发展，致使我们的资源能源难以支撑、生态环境不堪重负，反过来也大大压缩了发展的空间和后劲。新常态下，发展既要有量的增加，更要有质的提升。践行“两山论”、推动绿色发展，就是要摒弃那种瘸腿的、粗放的、低品质的发展方式，尊重自然、顺从自然、保护自然，更加重视生态环境对发展的约束，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

三是要不断把握发展的路径，即“如何实现发展”。“两山论”和绿色发展理念，改变了自然资源无价的传统认识，打破了把发展与保护对立起来的思维束缚，指明了实现发展和保护内在统一、相互促进的方法论，使我们深刻认识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是一体融合的，抓环境保护就是抓发展，就是抓可持续发展。我们要自觉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推动形成绿色发展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动自然资本增值，让生态环保成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的着力点，成为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的增长点，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改善的双赢。

我国湾区城市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拥有了较好的产业基础、资金积累和技术人才优势，最有希望也应当在生态文明建设上先行一步，率先破解发展和保护的矛盾，在落实总书记“两山论”、推动绿色发展方面发挥示范和引领作用。当然，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有大量工作要做，但核心是需要湾区城市发扬解放思想、改革创新的传统，通过观念、制度、金融、科技等方面的创新，创造新的需求、提升新的品质，解决老办法解决不了的问题，加快推进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历史经验表明，人类发展的环境问题，从来都是通过创新手段来解决的。今天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谈谈对创新的认识。

第一，推进观念创新。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只有在思想观念上澄清了对发展和保护的模糊认识，把保护作为发展的动力、而不是包袱，才能保持改善生态环境的战略定力，任何时候动作都不变形、不走样。

环境保护不是发展的“包袱”。当前，一些地方仍有思维定式，想当然把发展与保护对立起来，认为抓环保就会影响经济，在发展中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环境保护为经济发展让路，抓经济硬、抓环保软，存在不能为、不想为和不敢为的问题。实际上，环境是发展的基本要素，好的环境质量和好的经济质量是一致的，一个地方可以暂时存在环境质量差、而经济质量好的状况，但很难长久，特别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环境质量差的经济模式会成为发展的包袱。因此，把环保作为机遇，下决心改变不合理的产业结构、能源结构、空间布局，才能为好的企业拓展新的发展空间，经济质量才会提升；相反，把环保作为包袱，就会延续粗放的发展方式，“温水煮青蛙”，总有一天会在区域与全球竞争中死掉。与其被动地死掉，不如积极地应对。

深圳市大气环境质量改善就是典型例子。上世纪90 年代深圳经济快速增长，大气环境质量下降。2004 年，深圳全年有一半以上时间处于灰霾笼罩之下，PM2.5年均值超过70 微克/ 立方米。面对大气污染严峻形势，深圳以空气质量改善为目标，较早地而且是坚定不移地推动经济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顶住压力淘汰落后产能，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经济发展的技术含量、知识含量、绿色含量不断增强。经过十余年的不懈努力，2014 年深圳市空气质量实现全面达标，2015 年，在GDP 较2004 年增长3.5 倍、机动车数量增长5 倍、人口增加一倍的情况下，PM2.5 浓度达到30 微克/ 立方米，较2004 年下降50%以上，灰霾天数从177 天减少到35 天，成为我国唯一达标的千万人口以上特大城市。可以说，环境质量约束了深圳的产业选择，但反过来也倒逼了产业质量提升。很难想象，如果深圳乃至珠三角地区在发展路径上继续选择当时产业易于发展的、低端的重污染企业，烟囱林立、“老大黑粗”，深圳如何能成为今天的创新之城、活力之城、金融之城、幸福之城！

环境保护不是财政的“包袱”。一些地方认为，本来底子就薄，哪来那么多钱搞环保，加强环境保护只会增加地方财政负担。在生态环境保护的问题上，一定要算大账、算长远账、算整体账、算综合账。环境支出是政府公共支出的重要方面，并且同其他领域的支出一样，都能产生相应的回报。短期来看，环保投入可以带动相关产业特别是环保产业的发展，直接拉动GDP 增长；长期来看，环保投入可以增加生态产品的供给，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提升城市品质和竞争力，聚集更多的人才资源，带来更大的发展空间和优势。相反，在发展过程中把环境污染了，之后再补回去，成本比当初创造的财富还要多，这才真正是财政的“包袱”。

举一个兰州的例子。2009~2011 年，兰州连续三年空气质量全国倒数第一。2013 年以来，兰州市把治理大气污染作为一号工程，采取多项治污举措，成为全国空气质量改善最快的城市，摘掉了“黑帽子”。2015 年，空气达标天数比2013 年增加59天。“好空气”保障了群众健康，2013 年至2014 年冬季采暖季全市城乡居民呼吸系统疾病就诊病例和就医费用同比下降27.3% 和47.4%；2014 年至2015 年采暖季，两项指标又分别下降18.2% 和38.4%，政府也减少了相应的财政支出。“好空气”带来了人气和商机。去年，全市接待国内外游客人数同比增长两成多，招商引资到位资金增长近四成，地区生产总值较2013 年增加34%。

韩国首尔清溪川治理也是一个典型例子。清溪川是首尔市中心的一条河流。20 世纪50、60年代，由于城市经济快速增长，规模急剧扩张，工业和生活废水大量排放，清溪川水质变得十分恶劣。2003 年首尔政府启动“清溪川复原工程”（总投资约3.6亿美元），采取疏浚清淤、全面截污、保持水量等措施，进行综合整治，现在的清溪川从起点到下游，已成为一条从都市印象到自然风光的城市内河生态水系。从生态环境效益看，清溪川成为重要的生态景观，绝大多数水质指标达到韩国地表水一级标准。从经济社会效益看，清溪川地区原有各种店铺和路边摊6 万多家，大多是低端批发零售商业服务业。修复工程完工后，国际金融、文化创意、服装设计、旅游休闲等高附加值产业纷纷进驻，很快实现了产业转型升级，地区发展动力和活力大幅提升。由于生态和人居环境的改善，土地价值提升，旅游收入激增，带来的直接效益是投资的近60 倍，附加值效益超过200 多亿美元，并解决了20 多万个就业岗位。

环境保护不是政绩的“包袱”。一些地方出现环境问题，担心影响政绩、害怕损害形象，习惯于捂着、压着，捂不住了就花拳绣腿、拖延应付，搞击鼓传花，不较真、不碰硬，不真正解决问题。可喜的是，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去年，中央出台生态文明体制改革“1+6”文件，一个重要转变就是通过环保督察、离任审计、损害追责等制度设计，强化地方政府和部门的环境保护责任。对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的考核评价，逐渐由单纯比经济总量、比发展速度，转变为比发展质量、发展方式、发展后劲，生态环境的权重在加大，有些地区甚至是一票否决。“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25 项主要发展指标中，资源环境类指标有10 项，而且都是约束性指标。这既是庄严的政治承诺，也是鲜明的政绩导向。可以说，直面环境问题，不回避、不推诿，就体现了领导干部的担当；解决突出环境问题、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就是重要的政绩；特别对环境敏感区、脆弱区和重要生态功能区而言，保护好生态环境就是最大的政绩。

第二，推进制度创新。

有本书叫《创新的国度》，是讲以色列创新的故事。这本书的作者Saul Singer有次来到中国，谈起中国和以色列的创新差异，他说，中国并不缺乏创新的基因，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最大的制度创新。破解发展和保护的矛盾，同样需要依靠制度创新，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体制机制，形成绿色发展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这方面，我们正在破题，刚才讲到的“1+6”改革方案和“十三五”规划纲要对生态文明制度改革作出了顶层设计和整体部署，下一步就是要抓好改革落实，切实形成政府、企业、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

一是建立党委政府推动绿色发展的内生机制。推动地方党委政府践行绿色发展、加强环境保护，既是环保法的基本要求，也是体制机制创新的核心内容。目前，我们正在开展中央环保督察巡视，已在河北省试点，计划两年内实现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全覆盖；同时，对重点地区重点问题开展环保综合督查。推进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今年在一些省开展试点，力争2018 年政府换届前基本完成。我们还在配合相关部门开展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等改革试点。要通过建立健全上述机制，为地方党政干部决策执行戴上“紧箍咒”，解决一些地方环保说起来重要、喊起来响亮、做起来挂空挡的问题。

二是建立企业履行环保责任的自律机制。加强环保符合企业发展的利益。一般而言，环保做得好的企业，管理精细化水平较高，成本控制得好，经营效益也就好；环保做得差的企业，管理比较粗放，经营效益也差，而且一有风吹草动，企业经营就面临很大波动。加强环境保护，可以倒逼企业提高管理水平，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和潜在风险，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要扭转企业在环保方面的被动状态，变政府“要我做”为“我要做”。实施工业污染源全面达标排放计划，督促企业落实达标排放责任，让环境守法企业成长、环境违法企业出局。推进排污许可制改革，实行“一证式”管理，使排污许可成为固定点源环境管理的核心制度。开展环境损害赔偿相关工作，推进环境损害赔偿鉴定评估纳入司法鉴定管理体系，解决“企业污染、群众受害、政府买单”的不合理状况。

三是建立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机制。公众参与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力量。要大力推进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推动环境监测信息、执法信息、审批信息、企业排污信息公开，解决信息公开中“企业拖、政府推、干部躲”的问题，让政府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政府和企业的环境责任在公开透明中接受群众的监督。建立健全环境保护网络举报平台和制度，促进公众参与企业环境信用等级评定。推进环境公益诉讼，以司法手段推动公众环境监督。

第三，推进金融创新。

生态环境需求是老百姓的基本需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现在我们每个人花在生态产品上的钱并不少，比如很多家庭都安装了净水器、空气净化器，这种获取生态产品的方式成本高、而且效率低。而与此同时，我国环境治理领域面临巨大的资金需求，主要依靠政府投入的方式已很难满足。即使在发达国家，单纯依靠政府投入，也是难以为继的。因此要通过创新绿色金融手段，发挥政府投入的杠杆作用，实现“放大效应”，撬动更多的社会资本进入环保投融资领域，在提高生态产品供给效率的同时，也能通过规模效益解决环保边际成本高的问题。

从全球范围来看，可持续发展同样需要大规模的投资，有研究称每年约需要3.9万亿至5.7万亿美元。如何支持实体经济向低碳和可持续发展转型，是全球金融系统所面临的关键挑战之一。作为全球金融中心，英国金融系统的可持续发展转型为各国提供了借鉴。早在2000年，英国在养老金法案制定中就创新性地引入了社会和环境等因素。2012年成立世界第一家绿色投资银行，旨在解决在低碳融资方面的市场失灵。截至去年11月，已出资23亿英镑支持58个绿色基础设施项目，总交易额约为101亿英镑。同时，通过绿色债券和股权投资信托的方式，为绿色基础设施和创新筹集资金，去年7月，英国已是世界第三大绿色债券市场，总额571 亿美元，占全球绿色债券的9%。2012年伦敦政府决定在伦敦证券交易所的所有上市公司都要提交温室气体排放情况报告，通过这一信息披露将可持续性因素纳入市场估值和分析中去。

当前，绿色金融已成为全球金融体制变革的重要议题，面临着巨大发展机遇。要发展绿色金融体系，探索创新绿色债券、绿色信贷、绿色贷款贴息等金融产品，支持设立各类绿色发展基金，实行市场化运作，解决绿色项目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引导资金流向绿色、环保领域。建立上市公司环保信息强制性披露机制。在环境高风险领域建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制度。建立基于PPP 模式的环境市场回报机制，推广第三方治理等模式，体现投资者的合理收益，拓宽环境服务产品供给渠道。改革和优化财政资金分配与使用方式，发挥公共财政对绿色金融的引导作用。对工作力度大、环境质量改善快的地区，增加相应的财政激励。

第四，推进技术创新。

技术创新是应对生态环境挑战的利器。上世纪70 年代，罗马俱乐部在《增长的极限》报告中曾预言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将会引发人类经济社会的全面崩溃。但这个世界灾难并未发生，一个重要原因是科技进步带来的正效应，抵消了人口增长和资源能源消耗带来的负效应，突破了增长极限的“天花板”。

当前，绿色创新是最活跃的创新领域，为我们解决今天的环境问题提供了多种新的方案。深圳在解决空气污染方面走在了前面，但在水污染治理方面面临着诸多挑战。今天在这里谈一谈水污染控制的技术创新。

在国际上有很多城市水污染治理的成功案例，其中泰晤士河就有很好的借鉴意义。伦敦在人口、面积、自然条件等方面同深圳有较强的可比性。伦敦人口有800 多万，深圳人口超过1000 万；伦敦的国土面积1577 平方公里，深圳约为2000 平方公里；伦敦的年降雨量约为1100 毫米，深圳则在2000 毫米左右。泰晤士河是伦敦的城市内河。该河流在19 世纪英国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水质逐渐恶化，后期发展到鱼虾绝迹、臭气熏天，曾在1858 年发生大恶臭事件。20 世纪60 年代初，英国从分散治理走向综合治理，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强化技术创新与研究，改变了传统的污水处理“沉淀＋消毒”的处理工艺，大规模研发采用二级处理工艺，并对尾水进行深度处理，处理标准与效果显著提升，成为水质改善的根本原因之一。目前泰晤士河水质已恢复到工业化之前的状态。泰晤士水务管理局有近20% 的人员专门从事研究工作，为水质的保持提供各种技术支撑。最近，为了支撑伦敦未来100年的发展、支撑1600 万人口的扩张，伦敦再一次对泰晤士河进行大规模的流域治理。它将采用一系列新的技术、工程和管理创新方案，解决当前每年3900 万吨未经处理的污水，预测未来100 年的污水排放情景，建设一条长达25 公里、宽有3 个公交车道、深度超过65 米的欧洲地下最深的污水传输和处理管廊。这一创新技术方案的实施，不仅将改善伦敦的生态环境、公共卫生、城市景观和声誉，也将推动打造伦敦新的流域经济，形成新的全球竞争力。

通过这一案例，想强调的是，就技术发展而言，如果我们今天不生活在明天，那么明天就只能生活在过去。今天水污染控制技术不论在理念、集成手段、控制目标，还是材料、控制设备、传感器、分离技术、药剂等都在酝酿着新的重大突破。这些突破将为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和环保产业跨越式发展提供新的动力。湾区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示范、带动作用。深入推进湾区生态文明建设，探索可供复制的方法和路径，必将进一步丰富生态文明的内涵，为全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益借鉴。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用改革的思路、创新的举措、扎实的作为，加快补齐生态环境短板，留住青山绿水、碧海蓝天，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进一步增强人民群众对绿色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获得感。

（文章来源：《中国生态文明》杂志2016年第2期；作者系环境保护部党组书记、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