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3年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继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的“五大关系”。要处理好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的关系，是其中之一。生态环境修复要综合利用好两种修复手段，提升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生态环境修复是以生态学和环境学的原理为指导的生态建设手段，基本可分为自然修复（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两大类。自然恢复强调依靠生态系统自身的演替潜能，使生态系统向其受干扰前所具有的结构和功能回归。当然，自然修复并不等同于“封育”，也需要发挥人的“促进者” 的主观能动性，施之以必要的人工辅助措施。人工修复则是按照生态学和环境多样性原理，主要通过某种工程措施修复、更替或重建被破坏或退化的生态系统，恢复当地生态系统多样性或某些自然景观要素，更强调人工干预的重要作用。

　　在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的实践中，具体采取哪种修复方式，与确定的修复对象的功能区位、受破坏程度、恢复目标、时间尺度等因素密切相关。开展生态环境修复，要制定和论证好实施方案，明确回答为什么要进行生态修复、修复的目标是什么、修复方式和路径选择依据是什么、修复后的预期效果如何等问题。

　　处理好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首先要深入系统地学习和全面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贯彻落实好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的要求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系统阐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与保护的关系、环境与民生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要“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实施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加大生态保护力度，提升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提升生态系统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要深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减少人类活动的干扰破坏”。

　　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讲话精神，不仅指出了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的必要性、重要价值和重要意义，更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学理论，强调了要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修复的系统性和综合性，告诫我们要全面认识和准确理解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内涵，综合运用好两种手段，处理好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要素的联系，把握自然规律，解决好生态环境修复中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

　　处理好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要在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的互鉴互补上下功夫，着力寻求生态修复的最佳解决方案

　　自然恢复主要依据生态学的生物群落演替和自组织理论，即生物与其周围环境通过彼此间的相互作用，在淘汰与环境不相适应生物的同时，不断改变着周围的环境，使之更适合某些生物的生存，这种自组织能力会逐渐达到生物与其生存环境的和谐状态。因此，自然恢复主要是一个需要时间的自然演进的过程。

　　世界著名生态工程学家William J.Mitsch认为，生态恢复就是以“自然为母、时间为父”的一种生态演变，自然恢复力是生态系统的固有属性，具有自我设计的能力，其显著特点是以较低的能量消耗做更大更多的功，这一点是任何人工群落所无法比拟的。因为这样的系统是一个“自我维持”的系统，不同生物类群的生态位多样性使自然恢复系统能够对物质和能量分层级反复利用。这种共生性既体现在不同生物之间，也存在于不同生态系统之间互惠互利的合作共存上。其具有自调节机制，即生物与其生存环境、生物种群内部个体间以及不同种群和生态系统间存在正负反馈调节。这些生态过程和调节机制使系统的结构得以完善，系统的稳定性、韧性和功能得以恢复。

　　适当地施以友善的人工辅助措施，会加快自然恢复的速度，避免不良环境长期暴露给人们带来的危害。所谓友善辅助，就是对自然恢复过程的主要制约因素人为施加干预措施予以去除，如在岩石基质上实施喷洒技术恢复草本植被，使岩石的先锋植物能够快速定植，为加快自然恢复的演替进程奠定基础。

　　人工修复的突出特点是人工干预强度大，能使环境制约的主要因素迅速改变，使生态环境系统得到较快恢复和明显改善。人工修复在森林修复、水土保持等方面均已取得令人满意的修复效果，但通常对原有生态系统干扰剧烈，工程费用较高，尤其是一些重建的生态系统，在修复初期内部生态关系较简单、系统的和谐性和稳定性较低。

　　人工修复主要遵循的原理之一是生物与环境匹配理论。生物群落的构建是人工修复的生物学基础，所配置的生物群落在物种生态位上的互补性尤其重要，它决定着新构建的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上是否和谐有序，以及生物群落能否与周围环境协调演进。如何科学构建系统内部生态关系，防止只注重景观美而忽略生态关系的“生态形式化”是生态环境修复时需要克服的主要问题。人工修复在生物物种的选择上，要最大限度地采用土著种，体现出“近自然”与“高效益、多功能、可持续”特征的统一。人工修复施加的各种人工辅助措施，也要本着促进系统自身正向演替和实现环境友好型多样性的原则，防止外来物种的侵入。

　　生态环境修复一定要综合考虑生态环境修复对象的功能类型、修复目标、当地生态环境特征以及时空尺度要求等因素，全面考虑区域生态资源特点，处理好修复速度与生态效果、短期效应与生态系统可持续性、景观美化与生态功能协调统一、充分利用自然恢复潜能等问题。选择具体修复方式时，应遵循“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友善辅助，因地制宜、分区分类施策”的原则。而且，两种生态环境修复方式的综合运用，还需要不断加强科技支撑能力，降低人工修复的资金投入，坚持以提升生态效益为主、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标。

　　处理好自然恢复与人工修复的关系，要把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作为生态环境保护修复评判的基本准则

　　从根本上讲，无论是自然恢复还是人工修复，出发点和目的都是提升生态环境质量和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都要依赖对自然力量的利用。因此，需要对修复后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影响予以评价，评估其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提升效果。这对于完善或调整修复技术、提升生态环境修复质量具有极为重要的促进作用。为此，有必要建立稳定的生态监测站点和科学的评估体系。

　　在生态监测领域，我国已经积累了非常丰富的成果，监测手段和方法正逐步实现自动化、信息化和智能化，各类生态系统的生态修复也都建立了许多评估指标体系。目前的重点任务应是，如何让生态环境修复的各类评价指标体系更紧密地与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的总目标相契合。在认真总结我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吸纳国际经验并与国际履约相结合，也是处理好这一问题的重要维度。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在2016年提出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的概念，即通过保护、可持续管理和修复自然或人工生态系统，从而有效和适应性地应对社会挑战，并为人类福祉和生物多样性带来益处的行动。我国是NbS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在2020年Nbs全球标准发布后，我国自然资源部与IUCN于2021年共同发布了《IUCN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全球标准使用指南》中文版。NbS全球标准包括8项准则，涉及明确目的、尺度思维、生物多样性效益、经济可行性、治理机制、效益权衡、适应性管理以及主流化等方面，这些指标在规划设计层面有助于提高生态修复的科学合理性、可行性、包容性以及可持续性。在8 项准则中，根据不同层面和尺度进行规划与设计、保护和提升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完整性、促进首要目标和其他多种效益间的平衡、基于证据进行适应性管理等准则，都符合美丽中国建设的要求。同时，这些准则也有利于我们加深对生态环境修复的认识，克服“有绿就行”和“生态修复就是绿化工程”的浮浅认知，深化对复合生态系统动态规律的把握，对于规范生态环境修复的组织实施、项目管理和开展项目后评估具有重要的指导价值。

　　处理好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要自觉传承和弘扬我国古代的生态智慧，丰富生态环境修复的文化和历史底蕴

　　我国古代生态思想是一个智慧宝库，其精髓为两种辩证统一的生态观，一是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强调“天人合一”“师法自然”的思想，二是“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前者强调的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和人对自然的行为准则，后者则是实现目标的途径和主要手段，突出人本，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对自然保护和科学利用的责任，更符合当今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人与自然的伴生关系中，人类具有特殊性和主动性。无论是自然恢复还是人工修复，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是共同目标。从理论角度看，“师法自然”是自然恢复的理论基石，“制天命而用之”则是人工修复的指导理论。

　　中国古人的生态智慧，既体现在生态思想上，也体现在具体实践中。古人基于对生态规律和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在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方面的法治思想、管理规则、行为规范等方面，有很多了不起的成就。北宋范仲淹等人提出的“通江达海”的治水思路，明代对农林生态环境的认识与适应性改造，如通过耕作方法和种植绿肥对盐碱地的改良等，都是适用古今的经典思路。我们要把人类历史上唯一没有中断过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承下去。行动自觉源于文化的养成，学习先贤的生态智慧，有利于深化对生态环境演变规律的认识，有利于拓展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修复的视野。

　　“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这是生态环境宝贵价值的真实刻画，是自觉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所在；“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这是开展生态环境保护修复，为全国人民和全人类谋福祉的主要动力。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同心协力、持之以恒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科学利用好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两种手段，建设美丽中国，为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作出贡献。

 

　　（盛连喜，东北师范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生态环境保护部湿地生态与植被恢复重点实验室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