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为什么要与生态文明建设协同推进？

从表面看，乡村振兴要解决的，是脏乱差穷的现状，其背后是，在乡村尤为突出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根本矛盾。这种根本矛盾的根源在哪里？是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是把乡村甩下高速现代化快车的发展速度。

如何解决矛盾，是又一次速度与模式的艰难选择。所幸的是，今天我们或许可以用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纠偏，找到一种最接近正确答案的速度与模式。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浙江很多乡村已经率先实现了乡村振兴，背后是什么？是扎实推进了十五年的“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和“八八战略“。或许循着前人的足迹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但绝对没有一朝美丽的事情。学习浙江“千村示范、万村整治”经验，不是复制几个政绩工程、包办几个示范村庄，而是要学习因地制宜、精准施策，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久久为功的精神和做法。

较之工业文明，生态文明与农业文明有着更为流畅的联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驱动下的发展模式才是乡村的出路，浙江很多乡村近十几年的发展便是最好的佐证。

我们从地方实践中发现，一些地区对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乡村振兴还存在疑惑。常见的包括，欠发达地区如何与发达地区同步落实这些国家战略，限制禁止开发区占比很大的地区如何寻求发展，不具备条件搞规模化现代农业的地区如何发展农业，以农业为主产业的乡村如何跟得上自然条件优越三产发达的乡村。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欠发达地区如何与发达地区同步落实这些国家战略？同步落实不等于同一标准同一速度，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管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都要搞，但标准可以有高有低“。标准可以有高有低就意味着，允许不同的发展速度，允许差异化多元化的发展路径。浙江安吉过去十几年的发展便是这样的经验，允许条件不同的乡村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速度推进乡村绿色发展，但要求每个乡村要以自己的发展为标尺，每年取得一定的进步。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限制禁止开发区占比很大的地区如何寻求发展？浙江丽水便是这样的情况，作为华东重要的生态屏障，95.04%的面积列入限制和禁止开发区，从2013年起就不再考核GDP和工业总产值。这不是故事的结局。丽水以成为赶超先行区为目标，充分考虑资源禀赋、功能布局和发展水平，把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服务业搞得风生水起，打造的“丽水山耕”农产品品牌到去年底累计销售额61.1亿元。与此同时，丽水还制定推行了促进绿色生态发展的全新考核办法，即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和生态资产核算。2017年，丽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增速位居浙江省第二位，实现了 GDP 和 GEP 的双增长。生态资源的稀缺性和珍贵性将日益凸显，所谓的限制禁止开发区，也就是良好的生态禀赋，不再是枷锁，而是后发赶超的最大潜力。

第三个问题，不具备条件搞规模化现代农业的地区如何发展农业？务农重本，国之大纲，乡村要振兴，根本还是要搞好农业。客观地讲，以我国自然条件的复杂性，全面推行规模化现代农业肯定是不现实的；当然，那些鼓吹小农经济的浪漫主义也抵御不了市场风险，保护不了农民利益。办法总比困难多。生产不能规模化不代表产业不能现代化，新型农业合作社为小农生产和家庭经营农场提供了一条适应大市场的出路。浙江作为全国合作社事业发展最早的省份之一，从2000年全国第一家经工商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温岭石桥头蔬菜专业合作社成立，到2016年末，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农民合作社总数6.5万个，在建立农业生产记录、实施标准化生产、建立产品质量追溯制度和安全监测体系、农产品质量认证、农产品品牌打造等多方面进行了探索推广，初步形成了以生产、供销、信用三大服务体系为核心的综合体系。浙江新型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提升了农业综合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切切实实地让农民分享到了农业现代化的经济收益和发展成果，这对全国都是有借鉴意义的。

那么，以农业为主产业的乡村如何跟得上条件优越三产发达的乡村？乡村要振兴，只搞农业生产肯定是不够的，一定要在延伸产业链、优化生产链、打造经营链、形成价值链上下功夫。浙江仙居的案例非常典型。近年来，仙居着力打造“特色农业+乡村旅游+创意文化”三产融合的绿色产业体系。以杨梅产业为例，仙居不断提升种植面积、产量、品质；大力发展杨梅产品加工业，提升加工技术；打造“神仙居”特色农产品品牌，增强区域优势农产品识别度；搭建六百多个农村电商服务站点，全面打造“互联网+流通”销售渠道；举办杨梅节，带动农业体验观光旅游。杨梅全产业链提升工程形成了良好的产业集群效应，让农民获得全链条和品牌带来的增值收益。

生态文明的新时代已经到来，相对优越的自然生态禀赋和良好的农业产业资源是欠发达地区、落后乡村后发赶超的最大优势、最大潜力，挖掘利用好这些资源，“绿色弯道超车”也不是不可能。 

（来源：《中国生态文明》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