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土高原是什么样子的？“四望黄沙，不生林木，连罔迭阜， 间有层崖”。从明末晚清直至当代， 莫过如此。

然而，早在秦汉隋唐时期， 这里却是“临广泽而带清流，肥腴沃土，水草丰美”。

在更早的先秦，黄土高原可谓人杰地灵，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人更三圣，世历三古”所说的伏羲、周文王和孔子三位先贤，都与黄土高原有紧密联系。其中伏羲氏生在今甘肃天水一带， 周文王的封地在今陕西岐山一带， 都处于黄土高原地区；孔子是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 人，而曲阜位于当时的黄河下游， 也与黄土高原有联系。

是什么原因让黄土高原的生态状况经历了起落沉浮，发生了沧桑巨变？是气候变化、社会发展、朝代更迭和文明演进。

首先是气候影响。冷暖干湿随时间的变化成为几千乃至上万年来黄土高原植被变化的首要和基本驱动力量。据竺可桢先生研究，在距今5000 年到3000 年中， 黄河流域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气温比现代高3℃左右，年降水量则多为200 毫米～ 250 毫米，气候温暖湿润，曾出现亚热带动植物分布，亚热带北界约在渭北高原及北山一带。到了距今3000 年前后（商末与西周初）， 气候逐渐转向干冷，气候带与植被带相应向南退却，尽管如此， 黄土高原的森林覆盖率仍然在约40% ～ 53% 的水平。当时农业尚不发达，人口较少，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还不明显。从千年尺度的气候变化大格局来看， 干冷化趋势持续至今，当然，期间间或有一些冷暖干湿交替过程， 时间尺度多为百年和几十年。

在气候干冷化大趋势下，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逐渐增强，成为黄土高原生态环境退化和植被破坏的重要动因。秦汉以来，为了抵御北部游牧民族的侵扰，实施的屯垦和移民戍边政策， 使得黄土高原地区人口密度不断增加。以天水为例，从汉代到明清，人口密度大约增长了4 倍-5 倍。汉代到明清，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演化的历史，呈现出受北部游牧文化和南部农耕文化之间交替进退的强烈影响。一般来讲， 气候恶化则游牧民族南侵，农牧界线南移，植被恢复，生态环境状况转好。反之，气候趋好，则农耕北进，林草植被遭到破坏， 并伴随着土壤侵蚀、水旱灾害增加和沙漠化扩展。据估计，隋唐时期气候相对暖湿，森林覆盖率下降到25%；自南宋以来到明清， 人类活动导致的土壤加速侵蚀增强了近3 倍；自清代中叶之前（18 世纪初）至民国时期，长城以外的风沙草原地区由于滥垦滥牧愈演愈烈，沙漠日益扩大，向南推进60 余公里。

抗日战争时期，黄土高原是党中央所在地。为满足广大军民生产生活的基本需要，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生产活动，因而植被破坏、生态退化的局面仍在继续。历史资料显示，1940 年陕甘宁边区森林面积约1 万平方公里，森林覆盖率为10% 左右，且分布不均，北部县域多无森林。当时的森林破坏主要表现在分布范围缩减，1938 年～ 1940 年，洛河、延河、葫芦河和沮水、汾川、清涧河等地， 森林外围南北径线缩短了5 公里；同时，林区内部的植被发生孔状蚕食和破碎化。针对植被破坏、生态恶化的现实，1941 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在《陕甘宁边区三十年经济建设计划》中提出，要植树造林、保护生态环境，并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林务局组织规程( 草案)》，在建设厅下设林务局， 建立相应的林业管理制度，但由于生产生活需求压力居高不下和战争等种种原因，相关政策法规未能落实，收效甚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 人口快速增长，仍以天水为例， 1980 年代初，人口密度又翻了一倍多。彼时区域发展以农业开发为主，强调以粮为纲，开展“大炼钢铁”“农业学大寨”等运动， 土地开垦和环境治理一手硬、一手软，生态恶化的总体局势仍然未得到遏制。到1980 年代后期， 部分地区森林覆盖率已降到10% 以下，1949 年～ 1980 年间， 人为加速土壤侵蚀的水平比1919 年～ 1949 年间高出约7 个百分点。

20 世纪80 年代以后，我国开始在黄土高原开展以小流域为基本单元的水土保持综合治理试验示范，强调生物措施、工程措施的综合应用，恢复植被、修筑梯田和淤地坝，部分地区生态状况开始有所改善。1998 年长江特大洪水唤醒了全社会的生态保护意识。黄土高原的吴起县和延安市率先开始进行坡耕地退耕还林实践，1999 年四川、陕西、甘肃被确定为退耕还林试点省，揭开了国家推进退耕还林（草）工程的序幕。黄土高原开展大规模退耕还林还草的20 年来，生态状况发生了显著改善，成为全国植被覆盖面积和程度增加最大的区域。基于遥感数据的定量分析表明，到2015 年整个黄土高原地区的林木覆盖率达到21.8%； 2000 ～ 2016 年， 典型黄土丘陵区植被覆盖度提高了75.6%。植被覆盖条件的改善，使得地表易产沙和高产沙风险区面积同期分别减少了37.6% 和82.5%， 对近年来黄河输沙量的大幅减少发挥了重要作用。

简要回顾后，我们可以抽象出对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启发意义的基本原则。总体上，就是要寻求天、地、人的和谐。天和地的因素共同决定了一个区域的自然本底及其资源禀赋，也即生态承载能力，人类活动强度必须控制在生态承载能力范围之内，惟其如此，才不至于导致大范围的植被破坏和生态退化。具体到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导向中，农、林、牧及工副业之间也要和谐， 以保障社会的物质需求和人类福祉。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 年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的审议时指出，要探索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具体到黄土高原的人与土地的关系上，也要寻求索取与补偿的平衡。黄土高原上的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正是对长期以来土地过度开发的一种生态补偿，推动了人与土地的关系走向和谐。并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居民经济条件的改善和生计来源的多样化， 也为退耕还林还草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周易》中说：“刚柔交错， 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黄土高原，在河西走廊，历史上，战争和民族冲突都是生态变化的重要激发因素。这就需要效法天道的刚柔变化， 施教化于天下，促进人类文明素养的提升，推动天道人心之和谐， 这仍然应该作为当今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更为长期而根本性的内容。

《周易》中还说：“天与水违行，讼；君子以作事谋始”。意思是说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诉求相背离，就会产生矛盾和争讼。因此，谋划事务，从一开始就要尊重各方利益诉求并加以协调， 达成和谐的境界，这是化解矛盾和争讼的智慧。化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不同部门、不同区域和产业之间的矛盾，是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深化全方位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然途径。

在这个征途中，向历史汲取经验教训、向优秀传统文化发掘强大的智慧资源，不可或缺。

（吕一河，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孙飞翔，生态环境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工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