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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绿色条款,效用何其大?

——《民法总则》第9条的立法过程及其效用分析

发表时间:2018-10-22 来源: 《中国生态文明》杂志 作者:吴喜梅 张永真 张杰

《民法总则》第9 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作为适用于所有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这一绿色原则的确立,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私法路径。

绿色原则是为了环境公益,而对民事主体所从事的民事活动进行的一定限制,具有指导民事立法、补充法律漏洞的一般效用。具体来说,其效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资源开发利用方面, 可以缓解传统物权法律制度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冲突;二是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有助于生态安全理念的渗入,推动民事活动绿色化。

回顾立法过程,这一绿色原则的确立,来之不易,意义重大。从实践情况来看,这一绿色原则写入《民法总则》,正在发挥着积极效用。

 

一、绿色原则写入《民法总则》的“基本规定”,一波三折

民法典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总则》是民法典的开篇之作。在《民法总则》的编纂过程中,通过什么途径来实现民法典与环境法的有效对接, 一直存有争议。在对接路径的选择上,原则与规则之间的考量、环境权利与环境义务的抉择等问题,成为学界讨论的重点。

最初的立法思路是将其确立为“基本原则”,适用于所有的民事活动。2015 年6 月24 日, 中国法学会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和中国民法学研究会组织撰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民法总则专家建议稿》,正式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第一章“一般规定”的第一节“基本原则”第8 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节约资源和能源、保护生态和环境,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但在2016 年2 月公布的《民法总则草案(征求意见稿)》中, 有关表述并非出现在“基本原则” 中,而是出现在第八章“民事权利的行使与保护”。其第134 条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保护环境,节约资源,防止、减少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 从 “基本原则”降格为民事权利中的一条,明显削弱了绿色原则的地位,也正因此,此份征求意见稿受到众多专家的质疑。

2016 年6 月,《民法总则》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2016 年7 月向社会公布的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应当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一规定在2016 年11 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二审的草案稿中, 依然存在。

但是,在2016 年12 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三审的草案稿中, 绿色原则又从“基本原则”中移除, 进入民事权利一节,且与其他内容合并。这一修改, 将绿色原则从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变为了行使民事权利的公共义务,进一步降低了绿色发展理念在民法中的地位。三审稿面向社会公开后, 多位代表和学者发表意见,提出在“基本原则”部分恢复绿色原则的建议,认为这样做更符合中国国情和现实需求。

最终, 在2017 年3 月提请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的民法总则( 草案) 中, 绿色原则重新回到了“第一章 基本规定”部分。

我们简要梳理了《民法总则》的起草与审议过程,发现绿色原则的确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了减少环境法与民法典的冲突,立法者试图通过适当限制公民权利行使的途径, 来体现环境保护的理念。在《民法总则草案(征求意见稿)》中, 立法者在第八章“民事权利的行使与保护”设立了专门条款。

第二阶段:立法者放弃了上一种立法模式,选择在“第一章 基本原则”中设立专门条款,来规范民事主体的所有民事活动。一审稿和二审稿都是这一思路。不同的是,二审稿将“保护环境” 修改为“保护生态环境”,表述更加周延。对此,曾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仍然赞成第一阶段的做法。部分民法学者甚至表示应该删除这一条,他们认为绿色原则仅具有道德指引作用,没有法律适用价值,而且与民法现有的公序良俗原则重复。

第三阶段:由于对原则模式的争议较大,立法者又恢复到最初的立法思路,在“民事权利” 中设置环境义务规范条款,作为对民事权利的限制。对此,多位知名民法学家又提出异议,他们认为绿色原则还是应该纳入到基本原则那一章,更符合中国国情和现实需求。如著名民法学家梁慧星就建议恢复二审稿的规定。梁慧星认为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并不是权利主体行使权利的结果,三审稿将其归于“民事权利”, 不符合逻辑,并且绿色原则与价值观规定在同一法律条文之中, 会造成逻辑矛盾,因为两者并不是同一层次、同一性质的问题。

最后,立法者采纳了三审稿时有人提出的不同意见,也即现在看到的这个版本。立法者的基本思路是,通过原则性规定来规范民事主体的民事行为,以对民事主体行使民事权利、履行民事义务和承担民事责任等民事活动各领域起到引导和规范作用。这是我国民法典回应资源环境严峻形势这一阶段性特征的重要立法举措,也是对传统民法基本原则体系的重大创新。

二、理解绿色原则的基本内涵, 推动绿色理念在民法中的应用

既然《民法总则》已经将绿色原则确立为基本原则,我们就有必要对其基本内涵深入探讨, 使其真正发挥效用,推动绿色理念在民法中的适用。

《民法总则》中的基本原则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体现了法律理念或一般法律思想,这些原则不具有司法裁判功能;一类是概括条款,可以弥补法律禁止性规定的不足,作为法官的裁判依据。前者包括第5条规定的自愿原则、第6 条规定的公平原则等;后者包括第7条规定的诚实信用原则、第8 条规定的公序良俗原则。在环境保护方面,由于民法的相关禁止性规定不足,使得一些民事活动造成资源浪费、损害环境的不利后果。通过《民法总则》立法背景和立法进程,我们判断,《民法总则》之所以设定第9 条这一绿色原则,在本质上是为了“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公共利益,希望在一定程度上对民事活动进行适当限制。这样看来, 第9 条应当属于第二类,可以作为法官的裁判依据。

同时,由于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的法律体系已经比较健全,《民法总则》所规定的绿色原则,并不意味着民法要承担起全面保护环境的重任,而是对民事主体行为的适当规范。在行为选择上, 并不是消极适用,而是一种价值判断。

以“原告沈庆松与被告沈庆朋排除妨害纠纷案”为例。原告认为被告在其房前所种植的椿树落叶、落花、生虫子,并且树枝遮挡了原告家的阳光,影响生活和身心健康,请求法院判令被告依法排除妨害,除掉椿树。此案是因为椿树而产生的相邻权纠纷, 法院认为“椿树具有一定的绿化价值、药用价值和环保价值”, 原告要求被告除掉椿树,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再加上其他理由, 故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在此案中,虽然环境保护仅为判决理由之一,但也表明,为避免造成不必要的环境损害,绿色原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原告相邻权的行使。当民事活动涉及到资源利用时,一方面,根据绿色原则的要求,民事主体应当尽量避免造成资源浪费和环境损害。另一方面,如果民事主体从事的民事活动符合节约资源的要求, 而相关法律规定尚处于空白之时, 应当依据绿色原则的内涵,理性认定有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推动此类行为的实施。

由此可以看出,绿色原则不是打着保护环境、节约资源的旗号,对民法基本体制原则的简单改动,而是对环境问题解决路径的一次有益探索,通过私法途径来减缓生态环境与发展的矛盾, 通过公法和私法的合力来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三、绿色原则的法律效用,可在具体司法实践中提供适当指引

绿色原则的法律效用体现在两个方面,一般效用和特殊效用。

一般效用, 是指绿色原则作为民法的基本原则,可以指导具体的民事立法,同时,因其具有司法裁判功能,也可以起到补充法律漏洞的作用。在现实生活中,法律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如果遇到现有法律空白,理性运用民事基本原则来解决纠纷,可以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司法的能动性。

特殊效用主要体现在资源开发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1. 资源开发利用方面

绿色原则的规定,强调注重资源的经济价值的同时,也要注重其生态价值。而传统物权的制度安排,是以保障权利主体对客体的独占支配和排他利用为核心的。这就导致在具体实践中,传统物权制度与绿色原则出现了一定的冲突。

以“原告梁兔儿诉被告石楼县林业局恢复原状纠纷案”为例。如果法院认定“原告梁兔儿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对其承包的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被告石楼县林业局侵犯了原告梁兔儿的合法权益,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么是否应当完全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清除被告所栽种的刺槐、恢复270 亩的四荒土地?

由于刺槐具有绿化作用,如果完全依照传统的民法理念,适用“恢复原状”的责任承担方式, 就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这就要求法官在具体司法实践中,依照“有利于节约资源”的理念,对物权利益与生态利益进行衡量,即使认定权利人享有物权,也要适当限制其权利主张,选择更有利于节约资源的替代方式。最终,法院认为,原告要求恢复原状的请求与《民法总则》第9 条的规定相悖,对其诉讼请求不予支持, 并判决“被告的侵权责任应通过赔偿损失等方式承担,原告可在损失数额确认后另行起诉”。

2. 生态环境保护方面

在交易活动中,民法更加侧重于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注重交易安全而缺少对生态安全的考量。在具体司法适用过程中, 损害生态环境公共利益而否定合同效力的案例并不多见。引起广泛关注的是,2016年7月12日,“四川金核矿业有限公司与新疆临钢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特殊区域合作勘查合同纠纷案”。

此案被列为审理矿业权民事纠纷案件的典型案例之一,也被较多学者作为因损害环境而被否定合同效力的重要例证。但事实上,此案对合同效力的否认并非完全是因为环境公益。法院最终判决《特殊区域合同勘查开发协议》无效,是依据双方签订的合同违反了法律禁止性规定。根据《自然保护区条例》的规定,此案中的开矿行为被列为禁止行为。在此案中,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起到关键作用,而非单纯为了保护环境公益。

也就是说,在否定合同效力、约束交易行为等方面的司法实务, 除了《民法总则》,还需要借助环境法领域的相关法律规定。

绿色原则要求民事主体的交易活动要有利于生态环境的保护。在民事主体从事交易活动时,可以将绿色原则作为平衡交易安全与生态安全的重要裁判标准,当存在法律漏洞时,绿色原则作为裁判性原则可以为具体司法实践提供指引。

绿色原则的确立,不是一个简单道德宣誓,而是合理限制民事活动,使其更有利于资源的节约和生态环境的保护,以适应建设美丽中国与实现绿色发展的时代要求。在民法典编纂的下一个阶段,应当将绿色原则的要求具体落实到民法典各分则的立法之中,争取在各编中确立与原则内容相协调的规则要求,使绿色原则真正发挥效用。

(来源:《中国生态文明》杂志;作者:吴喜梅,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永真,郑州大学法学院;张杰,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